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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华的研究认为,早商青铜器群中有直接来源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它们的铸造年代可能早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超出郑州商文化范围。
朱光华说:“我们认为郑州商城青铜器分期中第一期第I段的I式铜方鼎、A型I式斝、I式铜盉来源于夏,而另一方面则是商人自铸的仿陶铜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郑州商城青铜器分期中第一期I段的主要内涵,因此我们将第I段定为继承与初创的初期。”
朱光华说:“我们认为郑州商城A群青铜器应当来源于偃师二里头文化。其中A型I式方鼎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陶方鼎极为类似,所饰划纹则与二里头陶爵的装饰风格近同;A型I式斝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铜斝(87YLVM1:2)较为接近,并且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可以找到此类形制的陶斝。”
朱光华说:“铜盉本属夏人礼器中固有的组合之一,二里头文化中有大量的同类形制的陶盉,亦有此类铜盉发现;至于新郑望京楼发现的一件爵则肯定是夏人所铸;另外青铜武器戈、钺在先商文化中迄今未见到,而在二里头文化中皆有发现。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推测二里岗类型A群青铜器应来源于同期或稍早的二里头晚期文化,其中包括商人模仿夏器自己铸造的青铜器,也不排除通过战争、贸易的手段直接获取部分夏人的青铜器。”
朱光华认为,夏人的青铜重器通过战争的形式转移到商人的手中完全是有可能的,并且夏人铸造青铜方鼎也是确实可信的,不仅二里头遗址有形制相似的陶方鼎,文献同样有相应的记载:
《书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
朱光华在对郑州商城资料详备的24座铜器墓的随葬组合做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随葬品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随葬品组合以酒器斝、爵为核心,有75%的铜器墓随葬铜斝或陶斝,有79%的铜器墓随葬有铜爵或陶爵。《礼记·明堂位》说:“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看来文献所云确实有一定根据。”
朱光华说:“第二,随葬组合中食器鼎、鬲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有29%的铜器墓随葬铜鼎,46%的铜器墓随葬铜鬲或陶鬲,并且随葬的鼎皆为铜质,而无陶鼎,随葬的鬲则以陶质为多,占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认为这与夏商礼制的传承有关。
第三,早、晚期随葬组合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两类器物,即铜盉仅见于二里岗下层的少数墓葬,觚作为酒器组合开始于二里岗上层,但其地位远不能与斝、爵相比,仅有33%的铜器墓随葬有铜觚或陶觚。”
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商文化不见二里头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器物:铜牌饰。
1981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984年和1987年又先后两次在二里头遗址的其他墓葬中出土了这种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
目前,在中国国内发掘、采集的铜牌饰一共有4件,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和在甘肃天水采集的1件。另外,四川三星堆出土了3件与铜牌饰类似的遗物,国外所藏9件。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铜牌饰,其中2件出土时位于墓主胸前,1件位于体侧,且3件铜牌饰的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纽,因此推断它们可能是佩挂在胸前的饰物。
从所出土的墓葬来看,这3件铜牌饰均出土于当时形制较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墓葬中。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铜牌饰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才能拥有的一种重要礼器,因此,这种铜牌饰首先具有标志墓主人身份的功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些墓主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高级贵族。
关于二里头出土的铜牌饰的含义,中外学者多有著述,多认为铜牌饰的图案是龙的形象,就其功能而言可能是社会上层人物的标志物或权杖,也有可能是巫具。
此类观点或有异议,或可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铜牌饰绝不见于商文化。其中的原因,我们看量博满的相关论述。
量博满说:“对于天水采集的资料和三星堆出土的资料需要另行检讨,如暂不考虑它们,无论出土资料还是收藏资料,铜牌饰在迄今所知商代的出土资料中不见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二里头文化特有的文物。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二里头文化的遗民把它带到其他地区的可能,但我认为其大部分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期。
从二里头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来考虑,铜牌饰的出土地点也应该限于二里头遗址及其附近。”
量博满说:“在古代中国许多氏族崇奉龙类的神威,但各族有各族的龙的形态表现。换句话说,龙的形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有几个多元性的谱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慢慢合为一体。这种龙的"形态“的演变史似乎正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并行发展。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上的龙就是这种形态演变的历史的一环。”
量博满说:“二里头文化对龙的表现是以太阳神为其思想背景的。
另一方面,牌饰上的龙据其所出土墓葬的情况和最近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仗来看,可认为是二里头文化人的族神。正因为如此,下一代商王朝的人们一方面接受龙的神性和形态,一方面不继承和制作我们所称为铜牌饰的文物。”
量博满说:“在二里头文化人对龙的表现中可以看到的重层思维,即龙不仅仅是他们的族神,也是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思想的重叠,它就是处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政治竞争到初期王朝的统一这一历史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人的骄傲与自负(太阳的子孙)和他们对于自己政治统治的正统性的主张。”
插个曲!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的测年说起。
郑毫说与西毫说的争论,看相关学者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可不仅仅是撕破了脸面,彼此的文章已经充满了言语攻击,甚至人身攻击,比如质疑对方夹藏私货,窃取别人的成果等等。有兴趣者可以看谷飞、方酋生、刘绪、杜金鹏等学者的论文。
这可是专业学者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的专业论文,能够发表,这说明了啥?说明现在中国的学术环境是开放的。你夹藏私货就不行,就要受到别人的指责!
那么,有没有比言语攻击和人身攻击更严重的指责?有,并且是发表在中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的。在介绍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温柔敦厚型的。
对二里头等的测年,张国硕认为,因为测年数据的采样和置信区间都有局限,有的测年结论误差和变化比较大,如何采用,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比如,新二里头文化的测年中,二里头一期文化的年代,不是以二里头遗址的材料为测年样本,而是以新砦遗址材料作为测年对象。这样的方法不是太科学,至少在样本的选取标准来说,就不太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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