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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文化和下七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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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3 12: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从目前看,先商文化不能等同于下七垣文化。换言之,下七垣文化只是先商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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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5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hercules 发表于 2019-4-5 15:27
祀谱中能看出直系旁系?

这就要问学者们了!他们说三报二示在祀谱中属直系。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先商文化浅议》,该论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1:先商文化探索是三代考古的重大课题之一。早在1936年,李景聃先生曾专赴豫东探寻先商文化。这次考察揭开了先商文化探索的序幕。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里冈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先商文化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邹衡先生将黄河两岸晚于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冈文化的遗存称作先商文化,并把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70年代末,他又发表了对先商文化的新看法,将先商文化分为漳河型、 辉卫型和南关外型。此后,先商文化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十几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意见,然而限于资料,先商文化的研讨一直难以深入。

近年河北省永年何庄、山东省菏泽安邱涸堆和河南省淇县宋窑、杞县鹿台岗、郑州电力学校、郑州化工三厂等遗址的发掘,使有关先商文化的资料大大丰富起来,其中尤以宋窑与鹿台岗的资料最为重要。新资料的面世,促使人们进行重新思考。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2: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我们所说的先商文化,是指从始祖契到成汤灭夏之前以商人为主体的人群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居亳之后、灭夏以前的一段时间为先商文化的最晚阶段。此时的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最易辨识,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索先商文化的基础。

该段先商文化的识别有赖于亳都的确定。关于成汤始居、仲丁始弃之亳都的地望,自汉代以来歧见迭出,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现时的考古学界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三说。其中以郑州商城说最具说服力。若依此说,郑州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就跨越了夏商之界。至于如何区分成汤灭夏前后的商人文化,目前尚无十分精确的方法,只能在比较细致的分期之后求其大概。笔者曾将郑州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分为两期四段八组。其中第1组以二里冈H9为代表;第2组以南关外H62为代表。在对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综合分析之后,我们把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大体划在郑州二里冈文化第1、2组之间。依此,则 郑州二里冈文化第1组应即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3: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论及郑州地区的先商文化,“南关外期”或“南关外类型”的问题是很难回避的。当初发掘南关外遗址时,那里的“商代层”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发掘者注意到了下层遗物的鲜明个性,遂将其命名为“郑州商代南关外层”,后改称“郑州商代南关外期”,认为它是早于二里冈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后来,邹衡先生把南关外中、下层合并,将其与二里冈H9等单位归纳为“先商文化南关外类型”。嗣后,学术界围绕“南关外期”或“南关外类型” 的内涵、性质、来源等进行了热烈讨论,于是这一问题逐渐成为夏商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近几年新材料的出土,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大量旁证。

198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了郑州电力学校的二里冈文化遗址,并将那里的二里冈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其中以H6为代表的第一段,年代约当二里冈文化第2组。H6出土陶器的类别、纹怖、形制等多与郑州地区一般二里冈文化单位的出土物相近,只是红褐陶的比例偏大,其红褐陶约占总数的42. 84%,虽比南关外下层要少得多,却也比一般二里冈文化单位多得多。电力学校的材料,对我们认识南关外下层的性质颇有助益。它提醒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其红褐陶的比例之高,而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方面。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4: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郑州化工三厂的二里冈文化遗址。发掘简报将那里的二里冈文化分为两段。其中以T2④和H1为代表的第一段,年代约当二里冈文化第1组。该段的陶器比较复杂,可以明显分为两群。
A 群:红褐陶,约占60%。以素面为主,外表大多留有刷痕,鬲的领部和下腹部、深腹罐的领部各饰一周附加堆坟。主要是鬲、深腹罐、甗这几种炊器。
B群:灰陶约占40%。大多饰绳纹,另有附加堆坟、印纹、弦纹等。附加堆纹饰于大口尊的肩部和甗的腰部,印纹饰于平口瓮的肩部,不饰绳纹的部位多抹光。主要器类有鬲、甗、 深腹罐、深腹盆、大口尊、平口瓮、小口瓮等。

B群陶器大都是二里冈文化的常见器。A群陶器在郑州地区一般二里冈文化中也时有发现,只是比例很小。由于以往这类陶器的数量较少,不足以影响所在单位的性质,人们往往仅指出其为岳石文化因素,很少再予深究。现在化工三厂H1的红褐陶竟多达60%,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1:0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5: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实际上化工三厂H1的红褐陶虽与岳石文化陶器十分接近,但二者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化工三厂H1的红褐陶多为夹细砂的薄胎器,而岳石文化的同类器则多为夹粗砂的厚胎器。化工三厂H1的红褐陶多为鬲、深腹罐和甗,而在岳石文化中,鬲的数量很少,其中红褐陶鬲虽颇具特色,但其卷沿、圆唇、鼓腹、高实足等作风,却与辉卫文化早期第3组的陶鬲不无神似之处。其深腹罐的卷沿、圆唇、微鼓腹、平底等作风,则均与下七垣文化者接近。总观之,A群陶器虽然深受岳石文化的影响,但已不是原生的岳石文化因家,而是岳石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等有机融合的产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二里冈文化因素而非岳石文化因素。既然A群陶器是以二里冈文化因素为主导,B群陶器又是典型的二里冈文化因素,耶么化工三厂H1仍可归人二里冈文化。

明确了化工三厂H1的性质以后,“南关外期”或“南关外类型”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学者们之所以将南关外中、下层合并,主要是因为中层和H62的几件器物颇似下层的同类器,正如安金槐先生曾经指出的,中层的那几件器物是由下层混入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中、下层的关系时应以地层关系明确的H62作为“中层”的代表。经过再三比较,我们觉得H62 : 19、 H62: 21与下层的鬲、斝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下层2件小口瓮的腹径最大处在中部略靠上、凹圜底等特征,均与以中层T94:92为代表的一般二里冈文化者不同。而中层和H62中常见的典型二里冈文化陶鬲却不见于下层。这都说明南关外中、下层是应该分开的。下面单独讨论南关外下层的年代与性质。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4:3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6: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

由于一般认为南关外中层和H62与二里冈H9同时,因此断定下层的年代早于二里冈文化。现在我们将南关外中层与H62排在了二里冈H9之后,下层也就有了与二里冈H9同时的可能。下层深腹罐T87 : 148,卷沿,圆唇,高领,颇似辉卫文化第3组的同类器。卷沿、圆唇的作风还可在下层的2件小口瓮上看到。辉卫文化第3组的年代略早于二里冈H9。不过我们以为南关外下层不太可能早于二里冈H9,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

南关外下层陶器80%以上为红褐陶,此点确与一般二里冈文化单位不同,但其以绳纹为主、鬲的数量较多等特点却与一般二里冈文化单位一致。其鬲T78:132的形制亦与杞县鹿台岗H39的1件陶鬲相近。凡此均表明南关外下层的主导因素为二里冈文化因素。目前可初步定为郑州二里冈文化第1组的单位有二里冈H9、化工三厂H1、南关外下层等。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居毫期间的先商文化。

此段先商文化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从总体来看,其中既有占主导地位的二里冈文化因素,也有处于附属地位的其他文化因素。这在各个地点均有所表现,只是具体比例各不相同。在个别地点,例如化工三厂H1,岳石文化因素几乎有与二里冈文化平分秋色之势。此段先商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当是商人居亳初期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真实反映。各个地点文化内涵的差异,表明这些地点的居民是有一定区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不整合性渐趋消失,迄至二里冈文化晚期,各种文化因索已涵化(acculturation)为一体。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7: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

确定了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之后,即可由此追溯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已知稍早于二里冈文化的文化实体有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辉卫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大坨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光社文化、四坝文化、马桥文化等。其中以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最有资格作为二里冈文化的先行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二里冈文化以鬲为主要炊器;下七垣文化晚期也是如此。而在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辉卫文化、岳石文化、马桥文化、四坝文化中,鬲始终都不是主要炊器。大坨头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光社文化虽然也是以鬲为主要炊器,但其鬲的形制均与二里冈文化者迥然不同。
(2) 二里冈文化中年代最早的典型陶鬲与下七垣文化陶鬲具有明显的承传关系。卷沿、圆唇、坠腹、高实足、细绳纹等,将二者的陶鬲紧紧连在一起。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8: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

(3)二里冈文化的平底器是由下七垣文化继承下来的。主要有深腹罐、深腹盆、浅腹盆等,其中以深腹罐最为典型。二里头文化晚期的深腹罐多为圜底,而辉卫文化者则多为凹圜底,它们均与二里冈文化的平底深腹罐不是一个系统。
(4)二里冈文化早期的细绳纹是由下七垣文化延续下来的。二里头文化与辉卫文化的绳纹都是由细变粗,在稍早于二里冈文化第1组之时均较粗;而在下七垣文化中绳纹则是由粗而细,到了稍早于二里冈文化第1组之时已经很细,正好与二里冈文化第1组的细绳纹挂钩。
(5)二里冈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均以石镰为主要收割工具。二里头文化的石镰与石刀数量大体相当;辉卫文化的石镰稍多于石刀;东下冯文化的石镰少于石刀;岳石文化的石镰很少,是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为主要收割工具,四者均与二里冈文化有所不同。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9: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

既然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先行文化,那么早于二里冈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当即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尽管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先行文化,但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二里冈文化并非下七垣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并经过一番改造和创新之后形成的。郑州地区的原有文化,亦即二里头文化,为二里冈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青铜器、玉器以及陶觚、陶爵等高层次文化多为二里冈文化吸收,这是 “殷因于夏礼”在考古资料中的具体反映。二里冈文化还从二里头文化中接收了不少与“礼” 无甚关系的文化因素。其圜底的深腹罐、甑、深腹盆、中腹盆、刻槽盆,以及大口尊、捏缘罐、素面浅腹盆、梯形石刀等也多由二里头文化引入。

二里冈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最为引人醒目,远在岳石文化发现之前,《郑州二里冈》的作者即已注意到这类因素的特殊性,认为它们“好像另是一系统,其时间可能较早”。这类因素在化工三厂H1里最为集中,电力学校H6和南关外下层的红褐陶比较多,也是受岳石文化影响所致。二里冈文化中的辉卫文化因素较少,而且不易辨认。其中最明确的是二里冈鼎H17 : 131,该器折肩、圜底、三扁足等作风均与辉卫文化晚期鼎极相似。二里冈文化还从南方引进了一组独具特征的文化因索,包括厚胎粗砂缸、各种硬陶和原始瓷等。二里冈文化中来源不明的因素,如粗把豆、深鼓腹盆、深直腹盆、绳纹斝、簋等,则主要是自己新创的。在引进、创新的同时,必然会舍弃一部分旧的文化因索。下七垣文化常见的蛋形瓮、素面深腹盆、各类浅腹盆、无肩绳纹小口瓮、索面小口瓮、平底鼎等,在二里冈文化中已大大减少甚至绝迹。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07:4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10: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我们理解二者背后人的关系大有益处。二者之间的联系反映了成汤居亳之后不仅带入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尽力保持这种文化;二者之间的区别则显示了商人并未闭关自守,而是广采博收,并且努力创新。二里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与创造新文化的共同结果。

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南部与河南省北部,它与郑州之间尚有较大的距离。关于它的南下路线,学者们曾做过几种推测。我们同意其由豫东地区辗转南下的说法。这一路线的推测,获益于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发掘。1989年—1990年,郑州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鹿台岗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在H9、H39等单位中出土了一批下七垣文化遗物,从而将该文化的分布地域由濮阳地区扩至黄河以南。研究者将那里的下七垣文化分为两期,其内涵比较单纯的第一期恰恰稍早于二里冈文化第1组。因此不仅从地域上,而且从时间上,鹿台岗遗址的下七垣文化均将濮阳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与郑州地区的二里冈文化串连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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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居亳之前的先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并非全是先商文化。笔者曾将下七垣文化分为两期四段。其第四段以永年何庄H6、H4和安阳梅园庄H4为代表。该段的鬲、斝、大口尊分别与郑州二里冈文化第2、3 组的同类器相似。其蛋形瓮口部外侧突起,正与辉卫文化晚期者相同。故此下七垣文化第四段的年代应与郑州二里冈文化第2、3组大略相当,其绝对年代已是商代早期。下七垣文化下延至二里冈文化第3组之时,反映了其主体南下之后,并未完全放弃旧地。由于种种原因,存留于旧地的下七垣文化没有随二里冈文化的形成而立刻发生变化,而是继续大量保持了传统文化,只是稍微吸收了一些由郑州地区反馈回去的二里冈文化因素。直到晚些时候二里冈文化大举北上之时,下七垣文化才被它代替。

已知最早的下七垣文化为磁县下七垣第4层,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第③组,这显然不是年代最早的先商文化。根据古代文献,契和禹为同时代人,因此最早的先商文化当不晚于最早(启在位之时)的夏文化。关于夏文化的上限,我们已做过推测,认为晚于登封王城岗古城(禹所居阳城)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就是最早的夏文化。依此则最早的先商文化自应不晚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种种现象表明下七垣文化的先行文化是后冈二期文化。该文化的年代约与“王城岗龙山文化”相当,其较晚阶段应即先商文化。由于笔者尚未详细对比后冈二期文化与“王城岗龙山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因此目前还无法给予更精确的界定。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立东的观点

12:契至成汤八迁与先商文化

《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司马迁的《史记》和张衡的 《西京赋》也有类似说法。足见汉代学者对契至成汤八迁是信而不疑的。可惜汉人对八迁的具体过程未做深究,以致于皇甫谧写作《帝王世纪》时喟然叹曰:“史失其传,故不得详,是八迁地名不可知也。”直至唐代,孔颖达才从古书中翻检出四个具体地点。他在《尚书序》疏里说:“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汤居毫。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 未详闻也。”清末以降,学者们才具体指实八迁中的各个地点。可是由于各家所据材料不同, 因此异说纷呈,莫衷一是,诸家之中以王国维的解说影响最大,被不少研究先商史迹者奉为圭臬。实际上各家的说解均有不通之处。

古箱中关于契至成汤八迁的记载,比较可靠的只有以下几条:
(1) 《世本》:“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相土徙商丘”。
(2) 《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3)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4)《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5) 《尚书序》:“汤始居亳。”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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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契至成汤八迁与先商文化

各家征引的其他文献材料,诸如《诗经·玄鸟》 “帝立子生商”;《古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今本竹书纪年》“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路史·国名纪》:“上甲居邺”等,或与商人居地无涉,或很不可靠,均不宜用来研究契至成汤八迁。

上述比较可靠的记载中,商人的居地只有蕃、砥石、商、商丘和亳五处。其中成汤之前仅有四处,只合三迁之数,与史书中的八迁还有五迁之差。至此,我们不禁想起杨雄《兖州箴》里“成汤五徙,卒都于亳”两句。诗中的“五徙”恰好补足上述的差额。杨雄之语虽然很少被人注意,却很可能道出了实情。其说不仅与 《尚书序》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大致相符,而且符合成汤时代商人南下西进、北征南战的局势。只是“成汤五徙”的具体过程已难以知晓。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3: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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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契至成汤八迁与先商文化

商丘在商人前四个居地中时代最晚,其地望最易考得。关于商丘的所在,主要有宋地、漳南、濮阳三说,相形之下,后者远较前两说可靠。《太平御览》卷155引《帝王世纪》云: “《世本》:‘契居蕃,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传》曰: ‘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

《水经注·瓠子河》云:“河水旧东决,经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有关相土东都的传说,是该说的有力佐证。《左传》定公四年云:“分康叔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这段话是讲康叔卫国的封疆,文中的相土之东都显然应在卫国境内。 濮阳不仅处于卫境,而且是在卫之东境,可与“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一样作为卫国的四至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4: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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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契至成汤八迁与先商文化

既然商丘是相土之东都,那么必定还有相土之西都。《诗经·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相土武功之盛。商丘东边不远即为夷人分布区,显然不宜作为正式都城。相土在商丘的东都很可能只是镇抚东方的陪都,其西都才是正式的都邑,这种格局也许延续到很晚。

相土的西都在文献中无明确记载,估计应是昭明始居的商。在殷墟甲骨文中,商都称 “商”,而在《诗经·殷武》中,亦将成汤的亳邑称作“商邑”。足见商人习称首都为“商”,这种名称应该是由最早的“商”邑相沿而成的。若是昭明始居、相土即弃,就很难想象“商”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商丘在甲骨文中写作“丘商”(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199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这应为比较原始的叫法,丘在“商”后是后来改成的。丘商之称,显然是说这里也是一处“商”,只是处于高丘之上。世代累积而成的高丘乃平原地区之特有地貌,正可作为东都的特征。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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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契至成汤八迁与先商文化

商之地望,说法更多。有陕西商县、河南商丘及漳河流域、沁河流域诸说。其中以漳河流域说最为可信。商、章古音相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在殷墟甲骨文中,滴水是商都附近东西流向的一条大河,其非漳河莫属。漳水与商人的密切关系在文献中也有迹可寻。《史记·郑世家》载:“迁阏伯于商丘,主辰。”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我们尚未见到贾逵对商地的解说,因此不敢贸然断定他所说的商丘就是商。尽管如此,商人与漳河的密切关系仍可略见一斑。

蕃与砥石的地望也有很多说法,明确了商与商丘的地望之后,我们觉得丁山所考蕃在河北平山、砥石在泜水流域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丁山《商周史料考证》,1988年中华书局)。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4:26 | 显示全部楼层
卜辞中的地名滴未必是指漳水,我们看邹衡所引李学勤的说法。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文物出版社):

“近世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曾经把卜辞中见到的地名滴和文献记载中的漳水相比附(葛毅卿《说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杨树达《释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科学出版社;丁山晚年亦有此说,见《商周史料考证》,1988年中华书局),固然缺乏证据,但商与章古字相通,则是无可置疑的。

卜辞中的地名滴未必是漳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曾据卜辞中的地名排比,最后考定‘滴在商西盂东,是一条较大的河流,显然即是沁水’。可备一说),而《水经·河水注》漳水下游确有水名商河,俗称小漳河。郦注曰:‘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看来,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因为商人远祖居住在漳水,而最早的漳水或者就叫商水(《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商可能都是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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