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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tangyzh

F1319---上古中原地区强大的有虞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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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3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7:(B)乙组,包括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多见、龙山文化少见以及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多见、造律台类型少见、龙山文化更少见或基本不见的器物。主要有:(1)侈口深腹罐。多夹砂。腹部常见方格纹、篮纹和绳纹,也有饰方格纹、绳纹或篮纹、绳纹复合纹饰的。有的腹部还附一层红烧土。是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主要炊器之一。后冈二期文化中的多饰绳纹,篮纹、方格纹较少,与此略异。(2)敞口斜壁碗。多泥质。素面,小平底。是造律台类型和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的主要饮食器,龙山文化中亦多见。

(3)浅盘弧腹豆。泥质。素面或磨光,喇叭形高细圈足。与龙山文化中流行的折腹豆略有差别。(4)高领瓮。一般为直口、广肩、小平底,有的有竖耳,腹部多饰弦纹和篮纹。(5)双腹盆。大口,双腹,平底。造律台类型中少见,龙山文化中基本不见,是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最常见的典型器物之一。(6)刻槽器。大口,深腹,平底,内壁有竖行刻槽,造律台类型中少见,龙山文化与后冈二期文化中基本不见,唯王湾三期文化和湖北龙山期文化遗存中稍多发现。
发表于 2019-2-17 14:5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8:(C)丙组,包括造律台类型和龙山文化多见而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较少见以及龙山文化多见、造律台类型少见、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更少见或基本不见的器物。主要有:(1)素面圆腹罐。一般为泥质,也有夹蚌壳末的。侈口,折沿,圆腹,平底,器形较小。(2)单耳罐。泥质。素面或磨光。一般直口或敛口,圆鼓腹,平底或凹目底。(3)大平底盆。泥质。素面或磨光。大口,卷沿,斜直壁,有的腹部饰凸弦纹或盲鼻。(4)横耳高领瓮。器形与乙组高领瓮相似,但多有子母口和宽横耳,多素面磨光,有的饰弦纹和篮纹。(5)长颈壶。泥质。素面或磨光。一般为长颈,圆肩,收腹,平底,器形较小。

(6)短流袋足鬶。多细砂。磨光。颜色有黑、灰、黄、红几种。与龙山文化中流行的长流鬶形制相近。(7)单耳筒形杯。泥质。素面或磨光。一般呈直筒形,带宽竖耳,平底或内凹底。(8)觚形器。泥质。素面或磨光。颜色黑、灰。(9)鸟头形足平底盘。泥质。素面或磨光。上为直口大平底盘,有的有子母口,下有三鸟头形足。(10)直口皿。泥质。素面或磨光。直口,直壁,平底,有子母口。

以上三组陶器在造律台类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若从包含的器类来看,丙组略多于甲、乙两组。
发表于 2019-2-17 15:0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9:生产工具中,扁平石铲有的有穿孔,与龙山文化流行的穿孔石铲相同。蚌刀、蚌镰较多,与龙山文化有异,而与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相同。

造律台类型很少发现卜骨,此点与王湾三期文化相同,而有别于后冈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

遗址文化内涵是判定文化性质的根据。造律台类型文化内涵的复杂性表明,不能看到某些因素与某一文化相似就轻易地将它划归某一文化系统。
发表于 2019-2-17 15:32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0:造律台类型以丙组陶器为代表的因素,与龙山文化尤其是以泗水尹家城第一期文化为代表的鲁西类型十分相似,它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较与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更为密切。但以乙组陶器为代表的因素在龙山文化中却甚少发现,甲组陶器中的某些陶器也少见于龙山文化。如果只着眼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在造律台类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将它划归龙山文化,显然是不恰当的。吴秉楠、高平同志根据对姚官庄和青堌堆两个遗址的分析,将后者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与前者区分开来,是对造律台类型文化性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其看作所谓“ 河南龙山文化” 的一个地方类型 。以行政区划命名考古学文化本来就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符,“ 河南龙山文化” 一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即从其包括的几个类型的文化内涵来看,豫北、冀南地区以后冈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与伊洛地区以王湾三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虽有相似的地方,但区别是很明显的。如前者以鬲、甗,为主要炊器,普遍发现卜骨;后者则以斝和罐为主要炊器,很少发现卜骨。而且在文化来源与发展去向上两者也不相同。有的同志将其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是有道理的。

晋南地区的同期遗存也曾被归入“ 河南龙山文化”范畴,通过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更大,更难合二为一。以造律台类型与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相比,如上所述,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因素也很多。例如,前者的主要炊器是鼎和甗,后二者的饮器中鼎均少见;甗虽见于后冈二期,但作为后冈二期主要炊器的鬲和作为王湾三期主要炊器的斝均不见或少见于前者;以丙组陶器为代表的与龙山文化相似的因素在造律台类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后二者中均不突出。因此,正象不能轻易地将它归入龙山文化系统一样,不论将它归人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或者将三者都归入所谓“ 河南龙山文化” 都欠妥当。
发表于 2019-2-17 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1:事实上,包含与周围其他文化相似的多种因素,正是造律台类型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然,它也还有不同于周围其他文化的因素。例如,连间排房的建筑,甲组陶器中的侧装三角形足罐形鼎、素面盆形甑、漏斗形器等即是多见或仅见于造律台类型、少见或不见于周围其他文化。分析遗址的性质,不仅要看到与周围其他文化的相似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与周围其他文化的不同点。造律台类型既有自己的分布地域,又有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就应该把它看作是不仅独立于龙山文化,而且独立于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

造律台类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内涵的多样性来看,其来源有对当地古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周围其他文化的渗入与影响。
发表于 2019-2-17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2:豫东、鲁西南与皖西北地区早于造律台类型的文化遗存,迄今发现的有河南永城黑孤堆遗址下层和胡道沟遗址、郸城段寨遗址、商水章华台遗址以及山东曹县莘家集遗址下层和安徽萧县花家寺遗址下层等。郸城段寨和商水章华台发现有墓葬,其他均为居住遗址。从文化面貌来看,多与大汶口文化类似。例如,段寨与章华台出土的鬶、背水壶、长颈壶、缶形鼎、镂孔豆、筒形杯以及段寨和黑孤堆下层出土的圈足罐(尊)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均可见到相似的器形;段寨墓葬见到的拔牙现象是大汶口文化普遍流行的风俗, 这些基本上应属于大汶口文化范畴。

不过它也有一些地方特点,例如黑孤堆下层和段寨出土的扁三角形足圜底罐形鼎以及段寨常见的高领罐,在大汶口文化中即较少见,陶器上篮纹、绳纹的比例也较大汶口文化为多。这些遗址的年代有早有晚,从段寨墓葬与灰坑出土的陶器形制来看,约可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段:一段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最晚期;二段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约相当于庙底沟二期;三段出土器物纹饰以篮纹居多,方格纹较少,似亦早于造律台类型。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在该地区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在造律台类型形成之前,这里一直居住着大汶口文化的居民。通过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 、茌平尚庄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证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是前驱和后续的直接关系。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虽有自己的地域特点,但如无其他原因,正常发展下去也应该基本上是龙山文化。
发表于 2019-2-17 16:5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3:分析造律台类型的文化内涵,的确有不少因素可以从当地大汶口文化找到渊源。例如,造律台类型甲组陶器中常见的侧装三角形足罐形鼎,与段寨和黑孤堆下层出土的罐形鼎均为侈口、折沿、圆腹、圜底,底下侧装三个三角形扁足;不同的是,段寨与黑孤堆器口部略大,腹饰横篮纹,一为灰陶,一为棕色陶,造律台类型器口部略小,腹饰方格纹、竖篮纹或绳纹,全为灰色陶。又如圈足盘,与章华台出土的盘形豆均为浅盘、大圈足;不同的是,后者圈足上镂孔多,前者圈足上镂孔少或无镂孔。造律台类型丙组陶器中的长颈壶,与段寨等地的长颈壶均为长颈、宽肩、收腹、平底的泥质磨光黑陶或灰陶;不同的是,后者颈部较长,器形较大,前者器形一般较小,但制作更精。觚形器,与段寨、章华台的筒形杯俱为直口、直壁、平底,呈筒状;不同的是, 前者体型较粗矮,后者体型瘦长。其他如素面圆腹罐、袋足鬶等在当地大汶口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器形。它们之间虽还有缺环,但递嬗发展关系是清楚的。

这说明,造律台类型甲组陶器中不少器物是承袭自当地大汶口文化,丙组陶器中除某些器物可能是受了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也应该是由当地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过去把与龙山文化相似的因素统统解释为由山东龙山文化传来,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发表于 2019-2-17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4:造律台类型中,除去由当地大汶口文化继承发展下来的因素,还有许多因素与大汶口文化有明显区别, 自然应有另外的来源。前面曾经指出,造律台类型在建房技术、窖穴形制、蚌器使用和有无卜骨诸方面分别与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造律台类型的乙组陶器在形制、颜色与纹饰上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共同性很多,与后冈二期文化也很相像,可以肯定,它们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有的同志在分析造律台类型的文化内涵时,往往将这些因素看作造律台类型所固有,其他则都是外来的。通过以分析可知,以甲组和丙组陶器为代表的因素主要由当地大汶口文化演化而来,恰恰是造律台类型固有的因素,而以乙组陶器为代表的因素则是外来的因素。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外来因素的出现,仅仅是文化之间的影响,还是另有原因?这些因素在造律台类型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不少同志曾因此将造律台类型的文化划入所谓“ 河南龙山文化” 。这些因素在该地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大汶口文化的正常发展去向和造律台类型原本应有的面貌,这决非一般文化影响所能解释得了的。很有可能的是,在该地区曾经有过较大的部族迁徙与融合,导致了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等因素在该地区的出现。

正是由当地大汶口文化直接发展下来的因素与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等外来因素的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征的造律台类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支混合文化。
发表于 2019-2-17 17:4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5:关于造律台类型的发展去向。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成果,龙山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以鲁东平度东岳石和鲁西泗水尹家城二期为代表的岳石文化,后来被二里冈上层文化所代替;王湾三期文化发展成了二里头文化,后来被二里冈下层文化所代替;后冈二期文化发展成了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根据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和文化内涵的比较,它可能就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前身。

造律台类型与周围其他文化相比,发展去向均不相同。在造律台类型之后,该地区目前发现有二里头晚期文化和二里冈期文化。二里头晚期文化在靠南的鄢陵、扶沟、商水一带发现较多。在商丘地区发现较少,1976——1977年在商丘地区的调查中,仅在商丘坞墙发现一薄层二里头三期的遗存,再往东就没有见到,说明这里已是二里头文化往东分布的边缘地区。

二里冈期文化分布普遍,但多属较晚的二里冈上层遗存。晚于造律台类型又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其面貌如何,难以遽断。根据遗址出土木炭的碳测数据,龙山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均较王湾三期文化结束得略晚,因此,继龙山文化而起的岳石文化,继后冈二期文化而起的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开始的时间自然也应晚于继王湾三期文化而起的二里头文化。论相对年代,岳石文化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至二里冈下层,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至四期。

由于豫东地区已经发现了二里头三期文化,因此介于造律台类型与二里头三期之间的遗存不可能是岳石文化和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与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目前二里头早期文化仅见于王湾三期文化分布的伊洛地区,而且该地区二里头三期文化的分布也很稀少,二里头早期文化恐怕很难扩及。比较大的可能是,造律台类型一直延续下来(当然会有某些不同于现已发现的造律台类型的时代特点),直至二里头三期文化开始出现为止。
发表于 2019-2-17 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6:二里头文化是介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冈下层文化之间的一支独具特征的文化。二里头三期是二里头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在该地区的出现,是二里头文化由西向东发展并取代造律台类型及其后继文化的结果,标志着该地区造律台类型的终结。

有的同志认为,二里头三、四期与一、二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文化,二里头三期不是来源于二里头二期,而是直接承袭造律台类型而来。主要根据是,二里头三期出现了一组不见于二里头二期的新因素,而其中大部分却可以从造律台类型找到渊源。二里头三期与二期是有区别的,但只是时间早晚的差别,并非文化性质的不同。例如,原来曾作为三期区别于二期的一些因素如大口尊、器壁内侧的麻点装饰以及夯土宫殿基址等,在二期已经出现,荣阳西史村遗址第四、五层出土的器物既有二里头三期的特点,又有某些二期的作风,呈现出由二期向三期过渡的特征。事实说明,很难将二里头三期与二期截然分开。若以二里头三期与造律台类型相比,区别之大就十分惊人了。从年代来看,目前发现的造律台类型遗存要比二里头三期文化早六、七百年;从文化内涵来看,两者也很少相似之处,例如,造律台类型常见的袋足甗在二里头三期无一发现,二里头三期出现的鬲和簋也不见于造律台类型。而且在豫东地区,造律台类型遗址分布密集,二里头类型遗址很少发现,二者如是继承发展关系,这一突然变化就很难得到解释。

发表于 2019-2-19 16:38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7: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即主张二里头三、四期与二里冈下层是时间不同的同一性质的文化,而在探讨二里冈下层文化的来源时,却又越过二里头三、四期,直接与造律台类型挂起钩来,认为造律台类型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的渊源之一。这种论证问题的方法是不严密的,有同志中肯地说这是“ 舍近求远”的方法。二里头三期与造律台类型年代已相差约六、七百年,比夏、商、周三代各自的年代还要长些,二里冈下层晚于二里头四期,它与造律合类型的距离当然只能更长。将时间上相差如此之远的两类遗存进行比较,很难设想有什么继承发展关系。

迄今为止,在豫东地区还没有发现标准的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存。拓城孟庄(心闷寺)遗址文化堆积厚,遗迹迭压和打破关系复杂,有可能进行分期,也不排除某些单位有早至二里冈下层的可能。但以《郑州二里冈》所分的上、下层为标准,孟庄遗址发掘报告所发表的器物图,凡形制特点清楚的,如各式鬲、簋、罐、豆以及甗、斝、大口尊等,都是标准的二里冈上层器物,其中有的如Ⅰ式鬲中的H22:12已接近殷墟文化早期陶鬲,时代当更晚。发掘报告认为该遗址出土的器物具有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的特点,遗址与二里冈下层“ 应属同期的遗存” 是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即使该地区将来有可能发现二里冈下层的遗址,也不会像造律台类型分布的那样密集,况且,它们之间还隔着二里头晚期文化,造律台类型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为二里冈下层文化。
发表于 2019-2-20 0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8:至于有的同志认为造律台类型与后冈二期文化都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的来源,以滋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是二里冈一层文化的直接前驱,造律台类型是二里冈下层文化更早的渊源,这些观点虽较前者进了一步,但仍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因为造律台类型与后冈二期文化本不是一个文化,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一层为代表的文化是由后冈二期文化发展而成的,与造律台类型并无内在联系,既认为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的直接前驱,就应该承认只有后冈二期文化是二里冈下层文化更早的渊源,造律台类型没有也不可能与二里冈下层文化有渊源关系。

造律台类型文化的性质、来源与发展去向等问题的确定,为结合古史传说推断其可能的族属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发表于 2019-2-20 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19:解放后,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郑州等遗址的发掘,已经辨明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遗存是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郑州商城是早于殷墟的一个都城遗址。存在的分歧是,有的同志认为郑州商城是仲丁所建的隞(嚣)都, 郑州二里冈期文化是中商文化;有的同志认为郑州商城是“ 汤始居毫”的毫都,郑州二里冈期文化是早商文化。因此,对商文化来源的看法也不一样。有的隞(嚣)都说者认为二里头三、四期是早商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造律台类型是先商文化;毫都说者认为以磁县下七垣第三、四层和新乡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文化是先商文化, 二里头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根据上面的分析,造律台类型包括其后继文化的发展是由于二里头三期文化的突然出现而终止的,二里头三期文化对造律台类型,是取代,不是继承。

这就是说,不论二里头三期文化是夏晚期文化,还是早商文化,它同造律台类型都无承袭关系;造律台类型没有发展为夏晚期文化,也不是商先公时期的先商文化,而是在其发展中途,被夏晚期文化或者依据另一种说法被早商文化代替了。
发表于 2019-2-20 07:42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20: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造律台类型以东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文化。造律台类型中的许多因素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关系,同龙山文化十分相似,其中很可能包含某些东夷文化的成分。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占同等重要地位的来自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的因素,此二者均不属东夷文化。因此,既然不能将它归入龙山文化系统,也就不能说它同龙山文化一样是典型的东夷文化。

那么,造律台类型可能是古代哪一部族创造的文化呢?

已故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研究我国古代传说,曾将我国中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古代部族和文化划分为三大集团, 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蒙文通先生也相应地分为三大民族,即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他们分途研究,但结论基本一致。在徐旭生先生所分的华夏集团中,除夏、商等族,还有一个重要的有虞氏部落。
发表于 2019-2-20 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21:古代文献记载,有虞氏的首领舜是由尧(陶唐氏)的推荐继任部落联盟领袖的,舜晚年又推荐治水有功的禹夏后氏接替己任。按照传统的禅让制度,禹本应该传位于益,但他的儿子启夺了大权。“ 益干启位。启杀之”  。随着原始公社时代禅让制度的破坏和奴隶制王朝“ 家天下” 制度的确立,以前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部落联盟解体了,原来在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有虞氏部落,“ 夏后之时,或失或续” (《史记·陈杞世家》),逐渐衰落下去了。夏王朝开始建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或二十一世纪,史载有虞氏部落由盛而衰的历史与碳十四测定的造律台类型存在的时间基本一致。

有虞氏活动的地域,传说很广,西到陕西,东到山东,南到湖南、浙江,北到河北。其中重要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今山西西南部,即皇甫谧“ 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之蒲坂(永济)、平阳(庙汾)之所在;一是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即秦汉时的虞县,今河南省虞城县一带,《左传》哀公元年“ 少康┅┅逃奔有虞”下杜注“ 梁国虞县” ,即指此地,自来认为是虞国旧地。
发表于 2019-2-21 17:49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兄弟把这个帖子移到此版块,简直绝妙!这样我就可以在“商朝人的种系和族源”和本贴之间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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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1 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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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据徐旭生先生研究,有虞氏与东夷族关系密切,山东西南与河南东部正与东夷相邻,且和《孟子· 离娄下》“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的说法相合。他认为,大约自虞幕(《左传》昭公八年“ 自幕至于瞽瞍” 下杜注:“ 幕,舜之先。” )一直到舜,都住在今虞城县一带,到舜子商均才迁到附近的商丘,“ 地域甚明,并无疑问” 。从舜之后人胡公满所封的陈亦在今豫东淮阳(传为东夷太皞之墟)来看,这一说法的可能性的确较大,其与造律台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同。

有虞氏与东夷关系密切,古史学者多主此说。蒙文通先生举《论语· 颜渊》“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 、郑玄《诗谱·秦风》“ 尧时有柏翁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命为虞官” (韦昭云“ 柏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 ,认为舜所信用的皋陶、柏翳俱为东夷族人。又引《史记· 五帝本纪》“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 ,认为舜活动的地点皆为东夷太皞族“ 走集之地,悉在海岱河济之间” 。
发表于 2019-2-21 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观点

23:徐旭生先生认为有虞氏是华夏集团最靠东的部落之一,与东夷居地相连,接触频繁,在血统上和文化上交互错杂,其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这与造津台类型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接地带,包含多种文化因素的情
况非常相似。造律台类型确有不少因素是来自原居当地的东夷族创造的大汶口文化。

因此,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这一推测,较其为先商文化的论断应该更近情理些。

以上是作者试图将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探讨我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尝试,肯定会有不少错误,恳请学术界师友批评指正。
发表于 2019-2-24 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伯谦的这篇《论造律台类型》,写于1983年。鉴于当时的考古认知,再看现在已经发掘的考古材料,如果让我评价这篇论文,就是——惊蛇怒笋,跳脱而出!
发表于 2019-2-26 14:15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我们认为陶寺是尧都,并且尧舜禅让代表着舜作为尧的后继担任共主,那么,至少在中原龙山时期,有虞氏不是三里桥类型而是王油坊类型,这是非常奇怪的。有部分学者认为陶寺中期已有明显三里桥因素的渗透,所以这段时期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尧舜禅让,而王油坊类型本身谈不上是一种强盛的文化类型,并且与他们中间还隔着强大的王湾三期/煤山,个人认为这个共主地位不可能在此时越过王湾三期/煤山,来到王油坊类型手上,包括后来投奔先周部落的遏父,如果不是来自于晋西南周边,而是更遥远的江淮下游,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可能性估计很小

清朝时,对于信伊斯兰教的民族,有熟回和生回之分,把内地说汉语的回民称为“汉回”“熟回”,把边疆说维吾尔语的民族称为“缠回”“生回”,个人猜想,在当时,对于中原龙山人群来说,也存在“生夷”,“熟夷”的区别,山东半岛龙山和后来的岳石文化,可能就包括伯益的族群,就是这样的“生夷”,而王油坊类型,底层最早来自于山东大汶口,后来混入了中原龙山因素,所以是“熟夷”,传说皋陶出生于曲阜,包括有些人论证偃姓和嬴姓的关系,可能就是代表着皋陶部落来自山东的东夷族群,他的活动地域包括后代则主要向南移动至淮水地区,这可能是表示着王油坊类型后来的南迁

有些学者根据六安的地理位置,把皋陶理解为斗鸡台文化,个人是怀疑的,斗鸡台已经脱离中原龙山的范围,而且以当地土著文化为主导,不大可能与中原传说产生太大联系,与大禹同时期的皋陶应该出自王油坊类型,当然王油坊本身是一种混合文化,不排除有一些有虞氏部落族群的迁徙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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